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与保障路径
我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但面临耕地资源有限、农业生产者减少、供应链损耗及国际粮食市场波动等挑战。为保障粮食安全，需加强国际粮食供应链风险预警、深化国际合作、提高自然灾害应急响应能力、多措并举确保国内粮食自给、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育种技术创新，并增强粮食供应链各环节的质量安全保障能力。通过全方位措施，确保粮食数量与质量安全，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饮食的需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效应对外部环境风险挑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国以农立，食为先”，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关乎国家稳定大局的核心议题。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连年丰收，食物供给能力不断的提高，供求总体基本平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粮食生产在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首次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总产量达14130亿斤，同比增长1.6%，增产量为221.8亿斤。粮食稳产增产离不开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对耕地红线与种质资源保护的有效举措。立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我国耕地保护的方法卓有成效，自然资源部有关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国耕地总量连续三年实现净增加，累计增加了1758万亩，扭转了耕地连续多年缩减以及“南增北减”的局面。同时，我国现已建成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农田的有效灌溉面积已达到7157万公顷，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的种植培养面积占比超过95%。此外，我国农业种质资源保护能力慢慢地加强，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顶级规模、设备先进、管理完善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体系，其中现代化的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新库能够很好的满足未来50年的长期战略保存需求。这些成就标志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显著进步，体现了我国在农业科学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投入和卓越成效。
随着我国粮食生产供应能力的持续增强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居民饮食习惯也从满足“吃得饱”的基本生理需求逐步过渡到追求“吃得好”的高质量健康需求。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物质生活的丰富，也体现了人们对营养均衡和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为顺应居民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我国的粮食安全观念亦从过去单纯注重粮食生产数量保障的“口粮观”转变为确保居民饮食均衡健康的更加全面的“大食物观”。习多次强调：“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自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以来，“大食物观”多次被列入中央一号文件中，并相继出台有关重要文件。大食物观强调食物的多元化、营养化和可持续化，这种观念的转变，要求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粮食安全问题。因此，在“大食物观”战略视角下，我国粮食安全不仅局限于仅仅关注粮食的数量安全，更注重粮食的质量安全和营养安全。这种全面的粮食安全观念，意味着在保障粮食供应充足的同时，也要确保粮食的营养价值和对环境的可持续性。
（一）“大食物观”视角下的我国粮食供应数量安全挑战。在“大食物观”的战略视角下，我国粮食供应数量安全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耕地资源的有限性、农业生产者数量锐减以及粮食供应链的环节损耗与浪费上。具体来看：
第一，尽管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了连续增长，但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耕地资源的稀缺性对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构成了严峻挑战。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耕地资源被占用的情况日益严重，耕地保护红线仍然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我国耕地资源面临严峻挑战，由于工业废水污染、酸雨腐蚀、重金属污染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优质耕地面积持续缩减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这进一步加剧了耕地资源的紧缺状况。根据《2022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所披露的数据，2021年我国中等和低等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高达68.76%，而耕地质量的平均等级仅为4.76等。
第二，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比例双降局势下，伴随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我国农业生产者数量锐减趋势难以扭转。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人口占比下降为36%，相较于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人口已经大量流失。而普查结果的农村人口数量因部分居民选择进城务工而有所减少，导致实际常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数量更要少于统计数据，且留守农村的劳动力以妇女和老年人为主。这些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农人”普遍面临知识结构陈旧、缺乏现代农业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的挑战，导致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均处于较低水平。
第三，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的不断提升，居民的膳食结构已经逐步从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单一模式，转变为更加多样化和均衡的饮食模式。这一显著变化不仅增加了对各类粮食和食品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也对粮食供应体系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质量与安全标准。我国的粮食生产供应现状表现为口粮有余与饲料粮短缺并存，这在居民膳食结构调整提高对动物蛋白的需求量的形势下，进一步增加了对饲料粮食的需求压力。2013年以来，我国肉蛋奶消费拉动了饲料粮需求的激增，2023年玉米进口量高达2713万吨，大豆进口量 9941万吨，均处于历史高位。
第四，我国粮食在收割、加工和储运等供应链环节的损耗情况仍然严重。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在粮食仓储、运输、加工等粮食供应链各环节的损失高达3500万吨以上。究其原因，粮食的环节损耗主要是由于粮食流通管理机制建设不够完善、仓储设备落后陈旧、仓储布局不够合理、运输方式不够规范、流通基础设施及技术滞后等因素导致，改进与提升空间非常大。据农业农村部有关数据估计，每年粮食因生产后续环节处置不当，农户损失粮食 7%-11%；而每年因粮食过度加工，损失粮食750万吨以上。
（二）“大食物观”视角下的我国粮食供应质量安全挑战。在“大食物观”战略视角下，在保障粮食供应数量安全的同时，必须重视粮食供应质量安全。粮食质量安全关系到居民的身体健康，当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食品的质量和安全要求越来越高，粮食质量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成为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从种子萌发至最终呈现于餐桌之上，需历经生产、加工、存储、运输及销售等诸多环节，任何一个环节若出现疏漏，均可能引发粮食质量安全方面的隐患。
在育种环节，种业是农业的“芯片”，优质粮食作物生产，依托优质种质资源为基础，然而我国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能力不足仍是突出问题。一方面，我国种植资源保护力度仍然明显不足，主要粮食作物品种丧失严重，同时我国种植资源保护和利用体系还不够健全，种质保存保育技术平台的软硬件设施不够完善。另一方面，我国种业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种业研发投入、育种基础研究、种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与种业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以我国对外依存度极高的大豆产业为例，目前，我国尚未成功培育出具有商业化应用价值的转基因大豆品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大豆产业的发展和自主性。
在生产环节，确保粮食作物的健康生长，必须依赖于高质量的耕地资源与水资源作为坚实基础。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土壤资源污染、灌溉水源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因素无疑加剧了粮食供应质量安全的压力。在我国，广大农户的生态意识尚显不足，对于生态保护和耕地可持续开发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深入推进，非农用水量显著增加，加之城镇污水、工业污水排放以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不当，导致农作物灌溉水源遭受污染，这不仅影响了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也对粮食供应的质量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同时，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以及管理不严格也是影响粮食生产质量安全的重要方面。
在粮食加工、仓储与运输环节中，不当操作同样可能引发粮食质量安全风险。在粮食加工环节，若企业卫生不达标、工艺不规范、检验不严格，可能导致粮食混入灰尘、沙粒等杂质，甚至携带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细菌，严重损害粮食质量。仓储环节，以新鲜收获的谷物为例，谷物中含有水分和微生物，在仓储过程中若未能实施及时的烘干储存措施或通风、散热设备配备不足，则易受霉菌、虫害等影响，导致质量下降甚至变质成为毒粮。此外，在运输环节，为了保持粮食的新鲜度和品质，在长距离运输过程中可能使用食品添加剂，这可能导致粮食中夹带有害物质。
（一）加强国际粮食供应链安全风险的预警与监测。在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粮食全球化深度分工布局以及粮食出口国政策频繁调整等背景下，国际粮食供应链的层级和节点越来越多，风险来源与传导路径愈加复杂，难以进行及时监测与准确研判。对此，在国际粮食供应链安全风险监测方面，我国应建立能够实现全链条监测的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提高对全球粮食市场变化的敏感度和应对能力。通过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共享粮食安全信息，及时收集和分析国际粮食市场动态，准确把握国际粮食市场运行规律。特别是重点关注主要粮食出口国的生产、出口政策变化以及全球粮食贸易流向和价格波动。通过这些数据的深入分析，能够对国际风险对我国粮食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准确评估，并据此提前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同时，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粮食安全治理，通过深化与国际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行业组织以及主要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的交流与合作，试图建立更广泛的多边或双边合作，进一步增强我国在国际粮食市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外部环境稳定。
（二）主动参与全球粮食治理深化粮农领域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粮食安全治理的基本要求。在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形势日益复杂和多变的背景下，我国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并进一步深化在粮食和农业领域的国际合作。首先，通过积极投身全球粮食治理，表达我国对粮食安全的关切和需求，我国在国际粮食市场中争取到更有利的地位，并进一步促进国际规则的完善，共同打造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粮食贸易体系。同时，通过构建更广泛的双边或多边粮食安全合作框架，加强与主要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粮食生产技术的转移和知识共享，共同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可持续性。此外，通过紧密合作，可以共同开发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作物品种，增强粮食作物的抗逆性，降低极端气候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从而更有效地应对自然灾害风险带来的挑战。
（三）提高粮食自然灾害风险的应急响应与抵御能力。近年来，厄尔尼诺效应以及拉尼娜现象的加剧，导致全球气候异常，频繁发生干旱、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严重威胁粮食生产与供应安全。提高粮食自然灾害风险的应急响应能力，需要构建科学的粮食生产风险评估体系，并依托气象监测和灾害预测技术，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进行早期预警和风险评估，提前采取措施，减少灾害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完善农业保险机制，拓展保险覆盖范围，大力推进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确保灾后及时补偿，降低农民经济损失。据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有关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农业保险赔付了1124亿元，同比增长25.4%，惠及农户5772万户，农险赔付率达到了80%，有效减轻了农户损失。同时，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粮食生产物质条件，增强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例如，推进平原洼地治理，改善灌溉系统、增强农田排涝能力以及建设高标准农田，强化种子、农机、化肥等防灾、减灾物资储备等手段，全面提高农田的抗灾能力。此外，推广具备卓越抗灾能力且能够抵御干旱、洪水侵袭以及病虫害侵扰的品种，同样是提高粮食生产稳定性的关键所在。
（四）立足国内多措并举全方位守住粮食自给供应量。为了应对国际环境中的多重不确定性风险，以及国内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我国必须立足国内，确保粮食自给供应量的稳定。首先，需要加强耕地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严格控制非农业用途的耕地占用，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坚持“以补定占”，将省内稳定利用耕地净增加量作为下一年度非农建设允许占用耕地的规模上限。其次，统筹规划与合理使用耕地，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对耕地质量的保护措施，通过科学施肥和合理轮作，确保土壤中各类营养成分的均衡，并防止土壤养分的单一耗竭以及病虫害的累积；另一方面，应优化粮食生产结构，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并逐步增加主要饲料粮的生产，以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再次，应加大对农业科学技术创新的投入，提升农业生产者的技能和知识水平，通过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和经济的效果与利益。同时，为了激发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和提升生产效率，政府应当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并完善粮食补贴政策，确保农民的投入产出比在现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提升。2024年11月25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提出，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切实降低粮食和食品损耗浪费。强化粮食供应链管理，应全链条推动粮食和食物节约，建立健全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特别是加强对主要粮食作物的全口径损失数据调查研究。并据此构建粮食损耗科学测度的指标体系，从粮食供应全链条推进粮食节约，着重减少因生产技术落后、装备配置不足、储备设施陈旧、运输衔接不当以及人员操作失误等可控原因造成的粮食损耗。
（五）加强种质资源开发保护与育种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种质资源对粮食生产至关重要，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资源。加强种质资源的开发与保护，首要任务是收集并保护粮食作物及其他农作物的种质资源，保持其多样性，并挖掘其中的优良基因性状，为生物育种技术的原始创新提供坚实支撑。其次，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保护与利用体系，构建精准鉴定平台和种质资源数据库，为信息共享和研究工作做好准备。再次，推进种质资源的普查、调查和收集工作，保护地方特有及珍稀濒危资源，并建设管理保护区。提升育种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首先，一定要重视生物育种过程中的基础技术研究和基础研发工作，增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原始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为关键技术的突破奠定坚实基础；其次，针对提高粮食单产能力和解决抗虫难题，转基因技术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需要在法律和政府监管的框架内推进其产业化应用，并增加研发投入以强化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再次，以市场推广为导向，完善农业模式和政策性支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一个良好的产业化生态系统，从而提高产业化转化的能力和效率；最后，考虑到我国种业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实力较弱，政府应当发挥引导作用，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构建一个紧密结合产学研用的商业化育种体系。
（六）增强粮食供应链各环节的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力提升粮食产业链安全水平”，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健全粮食全产业链监测预警机制。为了确保粮食供应链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必须进一步强化从粮食生产、加工、储存到运输各环节的安全保障措施，提高粮食的储存、运输和加工效率，确保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个环节均达到安全标准，保障人民群众“吃得安全、吃得健康”。首先，必须强化粮食生产过程中的品质监控，完善粮食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在国家粮食质量高标准要求下，严格监管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推广使用低毒、低残留的绿色投入品与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绿色生产技术，保障粮食的天然和健康，确保粮食在生产环节的质量安全性；其次，提升粮食加工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采用先进的加工技术和设备，以减少加工过程中的污染和损耗；再次，增强粮食储存设施的现代化程度，运用科学的储存方法，预防粮食霉变和虫害，延长粮食的保质期；最后，优化粮食物流体系，提升运输效率和安全性，确保粮食在运送过程中的新鲜度和安全性，最终构建一个全面的粮食质量追溯体系，确保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追踪，以便在发现问题时能够迅速锁定源头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保障粮食产品的质量安全。此外，通过实施粮食质量的追踪溯源机制，鼓励消费者参与粮食质量安全监督，实现粮食供应链各环节可监督可追溯，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粮食供应链各环节企业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杜绝不良商家的无良与不法行为，保护农民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作者张欣桐为宁波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田惠敏为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资深经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该项成果仅代表个人自己的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③汪子旭.我国建成世界顶级规模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体系[N].经济参考报,2024-12-12.
④陈志钢,徐孟.大食物观引领下低碳减排与粮食安全的协同发展：现状、挑战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23,(06):77-85.